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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毛泽东的少年时代》

毛泽东的少年时代

埃德加.斯诺

我于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。我父亲叫毛顺生,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。

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,年轻的时候,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。他当了好多年的兵。后来,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,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,克勤克俭,攒积下一点钱,买回了他的地。

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,成了中农,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。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——即每人七担左右——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。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,又积蓄了一点资本,后来又买了七亩地,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。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。

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,一直读到十三岁。早晚我到地里干活。白天我读孔夫子的《论语》和“四书”。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。他态度粗暴严厉,常常打学生。因为这个缘故,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。但我又不敢回家,怕挨打,便朝县城的方向走去,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。乱跑了三天之后,终于被我家里的人找到了。我这才知道我只是来回兜了几个圈子,走了那么久,离家才八里路。

可是,我回到家里以后,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。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,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了。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,给了我深刻的印象。这次“罢课”胜利了。

我刚识了几个字,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。他要我学珠算。既然我父亲坚持,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。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,看不得我闲着;如果没有账要记,就叫我去做农活。他性情暴躁,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。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,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。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,给他们鸡蛋下饭吃,可是从来没有肉。对于我,他不给蛋也不给肉。

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,为人慷慨厚道,随时愿意接济别人。她可怜穷人,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,她常常给他们饭吃。但是,如果我父亲在场,她就不能这样做了。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。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。

我家分成两“党”。一党是我父亲,是执政党。反对党由我、母亲、弟弟组成,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。可是在反对党的“统一战线”内部,存在着意见分歧。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。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,她都批评,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。

但我到了十三岁的时候,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,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,引经据典地来驳他。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。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。他指摘我懒惰,我就反驳说,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;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,所以应该多干活。我还宣称: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,我会比他勤快得多。

我的不满增加了。在我们家里,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。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。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,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,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。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。这激怒了我。我骂了他,就离开了家。母亲追上前来,竭力劝我回去。父亲也赶来,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。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,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,我就要跳下去。在这种情况下,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。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,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。战争就这样结束了。我从这件事认识到,我如果公开反抗,保卫自己的权利,我父亲就软了下来;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,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。

回想起来,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。我学会了恨他,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。同时,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。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,使我仔细记账,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。

我父亲读过两年书,认识一些宇,足够记账之用。我母亲完全不识字。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。我是家里的“读书人”。我熟读经书,可是不喜欢它们。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,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。我很小的时候,尽管老师严加防范,还是读了《精忠传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隋唐》、《三国》和《西游记》。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,说它们是坏书。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,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。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。许多故事,我们几乎背得出,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。关于这些故事,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。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,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。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,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。

我十三岁时,终于离开了小学堂,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,白天做—个全劳力的活,晚上替父亲记账。尽管这样,我还是继续读书,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,经书除外。这教我父亲很生气,他希望我熟读经书,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,由于对造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,使他败诉之后,更是这样了。我常常在深夜里把我屋子的窗户遮起,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。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《盛世危言》的书,这本书我非常喜欢。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,以为中国之所以弱,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——铁路、电话、电报、轮船,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。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。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,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。

《盛世危言》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厚望。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。不消说,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。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,最后我从家里跑了。我到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,在那里读了半年书。以后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里读了更多的经书,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。

那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,长沙有成千上万的人饿饭。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挤。但抚台傲慢地回答他们说:“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?城里有的是。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。”抚台的答复一传到人们的耳朵里,大家都非常愤怒。他们举行了群众大会,并且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。他们攻打清朝衙门,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,赶走了抚台。这以后,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,晓谕百姓,说官府要采取措施帮助他们。这个姓庄的说话显然是有诚意的,可是皇上不喜欢他,责他同“暴民”勾结。结果他被革职,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,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领袖,其中许多人被斩首示众,他们的头挂在旗杆上,作为对今后的“叛逆”的警告。

这件事在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大多数学生都同情“造反的”,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。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。他们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听的事而感兴趣。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。我觉得“造反的”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,对于他们受到冤屈,我深感不平。

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,我们乡里发生了粮荒。穷人要求富户接济,他们开始了一个叫做“吃大户”的运动。我父亲是一个米商,尽管本乡缺粮,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。其中有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,他怒不可遏。我不同情他,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。

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,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“激进派”教师。说他是“激进派”,是因为他反对佛教,想要去除神佛。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。我钦佩他,赞成他的主张。

这些事情接连发生,在我已有反抗童识的年轻心灵上,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。在这个时期,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,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。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:“呜呼,中国其将亡矣!”我读了以后,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,开始意识到,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

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去当学徒。起初我并不反对,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。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,我听说有一个非常新式的学堂,于是决心不顾父亲反对,要到那里去就学。学堂设在我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。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,他向我谈了这个新学堂的情况和“新法教育”的改革。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,西方“新学”教得比较多。教学方法也是很“激进”的。

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。我说我是湘乡人,以为这所学堂只收湘乡人。后来我发现这所学堂招收各地学生,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贯了。我缴纳一千四百个铜元,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。我父亲最后也同意我进这所学堂了,因为朋友们对他说,这种“先进的”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。这是我第一次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。那时我十六岁。 在这所新学堂里,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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